这本书是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英文名字为《The Gay Genius》。意思是“放任的天才”。林语堂先生开篇写到：“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 

　　《苏东坡传》讲述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农民、一个建筑水利工程师、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林语堂先生赞其一生是“人生的盛宴”。意思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谁比他的人生更精彩。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中这段话讲的就是苏东坡的父亲，唐宋八大家之一，位列三苏之首的苏洵。也许论才华功绩这位父亲都不算三苏之最，但是，正是有了这么一个爱读书的父亲，才培养了两个天赋异禀的儿子。当年，父子三人一同从四川走向当时的京都---开封赶考时，正值春风得意马蹄疾！“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33岁时苏东坡一度进入中央政权的中心，但很快由于政见不合，他便开始了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一也未能逃离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是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认识。 谈到苏东坡的官场生涯，必定与另一个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就是王安石。历史教科书上关于北宋晚期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记载大致是这样的：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从这段文字的记载中很难看出史学家对王安石变法有倾向性的贬低态度，甚至字里行间隐隐还透着对变法失败的同情。但是在这本《苏东坡传》中，林语堂先生却非常明确的告知读者他对王安石本人以及王安石变法的厌恶与反对。关于其“变法”，林语堂先生持全面否定态度。更为激烈的，是对王安石的专制主义的谴责与抨击。 “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接着，他驳斥梁启超等提出的王安石变法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的说法，认为王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举出的“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支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而对于这样的惨状，王安石还“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觉得犹如今日一样”。作者至此，已将笔锋转向他那个时代，借议论变法侧击现实了。 

　　关于王安石本人，在林语堂的心目中，他并不是什么“伟大的革新家”，而是极权主义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专制主义思想的代表，是一个怪人。极权政治，这是林语堂最不能容忍的专制主义之极端。所以，对于王安石的钳制御史、排斥异己、安插党人的行为，也就深恶而痛绝之。在“王安石变法”这一章节，我们看到了一个“衣裳肮脏，须发纷飞，仪表邋遢”把个人精神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完全忽略外表及日常生活的王安石。作者甚至质疑王安石从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值四十六岁得势这二十五年里一直谢绝朝廷任命的行为，怀疑其为沽名钓誉的行径。但是，林语堂先生也客观地指出，王安石与苏轼“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们都是“争理不争利”。同时又尖刻地认为“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可是却“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践”，这就必然“不顾别人的反对”，一意孤行了。而这种假借民意推行的专制新政，在林语堂，是绝对无法忍受的。 

　　虽然林语堂先生更多的是借批判王安石来批判当时民国时期的专制政权。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我认为主要有两大错误：一是变法太急。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国家经济为手段，而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府库不丰”为目的。简单来说，就是变法是“富国”而非“富民”。使得政府成为了“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的丑陋角色，违背了儒家的“体用”、“本末”、“义利之辩”的传统思想。二是用错人导致“党争”。王安石急功近利，为达到变法目的越次提拔了一些 “晓财利之人”，这些人人品大多不好，才学更是无法与以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为代表的反对派---“旧党”相比，这就从变法的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大忌，招致了“旧党”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严重的“新旧党争”，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汉姆雷特，历史早已淹没在荒草之中。孰是孰非，任人评说罢了。 

    （作者：陈曦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检察院）